葛剑雄:“一带一路”必须考虑国家整体利益
2017-05-22 22:40: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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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要建“一带一路”,必须考虑它的总体安全,必须考虑我们国家的整体利益,稳定对我们建丝绸之路,建丝路经济带,仍然至关重要。

万隆会议通过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有一项叫互不干涉内政。当时中国提出这个,我认为具有积极意义。因为当时中国的主要威胁是别人要干涉中国的内政。中国当时主要是要消除外界对中国的影响。五十年代我们宣布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,客观上消除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对这么多华人的顾虑。要么归化入籍,要么保留中国国籍,两选一,这样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当地国籍。到了今天,如果他国的内部变化是向着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,或者甚至会损害我们利益,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?是完全不干涉,还是要积极的影响?总而言之,一定要预先考虑,怎么保障好“一带一路”的安全。

丝绸之路的概念

我们现在讲的“丝绸之路”,不是一般的道路,也不是一般的交通线,而是有它特定的概念。提出这个概念的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。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中亚、中国西部一带进行地理考察,持续3年多时间,考察过程中也参考了中国的历史记载。回去以后,他在德国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中提出,在公元2世纪,存在着一条从洛阳、长安到中亚撒马尔罕(今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第二大城市)的商道,这条商道上的主要物流是丝绸,这是一条从中国输出丝绸到中亚、西亚,最终到达欧洲的道路。因为这条路上主要运送的物流是丝绸,影响最大的也是丝绸,所以他将之命名为“丝绸之路”。因此,中国的《二十四史》《四库全书》或者1870年以前世界其他有关中国的书上,是找不到“丝绸之路”这个说法的。

多国人民共同开辟丝路

我们有很多证据证明,这条路本身早已存在。比如,在商朝的妇好墓中发现了一些玉器,经鉴定是和田玉、昆仑玉。它能葬在商朝的墓葬里面,说明商朝就有这条路了。三千多年前,有人把玉石运到今天的河南,没有道路怎么行呢?另一方面,今天的新疆,历史上不仅有来自中原对它的影响,也有来自西方的影响。比如在新疆发现的古尸,一看就是白种人,有的肯定是来自欧洲的,这也是一个交流。所以,季羡林先生曾经讲过,中亚这个地方处在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节点上。无论是古人利用天然的道路,还是他们自己开辟的路,道路是本身已经存在。

李希霍芬谈到的“公元2世纪”,就是指西汉的张骞通西域。但是张骞通西域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物资的交流,为了输出中国的丝绸,或是为了对外贸易,而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。在此之前,匈奴对汉朝曾经造成巨大的威胁。西汉开国的时候,匈奴甚至可以威胁到西汉的首都长安。随着汉朝实力的恢复,特别是到了汉武帝时候,汉朝终于有能力对匈奴发动全面反击。但是,匈奴以骑兵为主,机动性强,汉朝需要防守从辽东到黄河西面的漫长边境,往往顾此失彼。所以,汉武帝想要彻底消灭匈奴的有生力量。他获得情报,原来在祁连山的两个民族,其中一个叫月氏,在匈奴的压迫下西迁到今天的阿富汗这一带,称为大夏。由于大夏与匈奴是世仇,汉武帝就想联络大夏,让大夏从西面进攻匈奴,汉朝在东面,两路夹击来打败匈奴。汉武帝招募使者代表汉朝出使西域,张骞应募。一离开汉朝的控制区,张骞就被匈奴人扣留了,被扣留了十年。但是张骞始终没有忘记他的使命。一有机会逃脱,他不是逃回他的家乡,逃回汉朝,而是继续他的使命,朝着大夏方向行进。但是,到了大夏,他的政治使命、军事使命都没有完成。因为大夏国王过得很舒服,比他在祁连山那里地方要大,国力要强,不愿意再与匈奴作战了,所以史记里面描述张骞的使命“不得要领”,后来形成了“不得要领”这个成语。张骞“不得要领”,就回来了,回来路上又被匈奴扣留。这次他很快逃脱,回到了汉朝。尽管他没有完成汉武帝给他的使命,但是他的亲身经历以及见闻,又引起汉武帝巨大的兴趣。那时,军事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汉朝已经击败了匈奴,通向西域的大门已经打开,河西走廊已在汉朝的控制之下。从长安出发走河西走廊可以直接走到西域。所以,张骞第二次奉命出使西域,浩浩荡荡几百人,带了很多副手。他知道,靠他一个人,是到不了西域各国。到了西域后,他分别让副使到各个国家去,并携带了大量的礼品。汉武帝认为,他是天下共主、最高统治者,所以要吸引西域各国到中原来,就需要带很多礼品,其中就包括大量的丝绸。随着张骞和副使们的出使,使大批中亚国家和当地的民族都体会到丝绸的美丽,又通过商人扩大了丝绸对中亚、西亚的贸易。所以,李希霍芬将之命名为“丝绸之路”。

丝路建设要考虑外界因素

今天我们建设“一带一路”,要考虑外界因素。比如我们与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交往,他们是不是有与我们相同的积极性、愿望和利益,值得考虑。不要以为,因为历史上有“丝绸之路”,我们今天就一定也能建得起这样一条路来,或者我们就完全可能建成“丝绸之路经济带”。这样去看历史,就可能产生误读。考虑怎样使对方能够积极响应,并且有持续的动力,对此要有相应的对策。

比如说,前几年我们与哈萨克斯坦联合签了协议,建立中哈边贸城。我们这边都建好了,那边基本还没有动。为什么?我们从喀什到边境,到了我们界碑的地方已经海拔3400米高了,一过界碑,中间还要翻过几座山口,过去100多公里都是无人区,全是高山峻岭。那让我们怎么进行边境贸易呢?另外,他们可以进行贸易的货品较少。2003年,我看到,开过去的货车都装得满满当当,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家电,甚至还包括家具。但是,从那边回来的车上没有什么货物。即使是哈萨克斯坦盛产棉花,他也会按照市场规律,谁出价高卖给谁,不一定就全卖给中国。所以,要激发人家的积极性,就应出台相应的措施。

历史上丝路通少断多

历史上丝绸之路并不是始终畅通,甚至中断的时间比畅通的时间长。对于中亚来说,什么时候中原政权能够牢牢地控制中亚,这条路的畅通才有保证。否则的话,它往往只能成为区域的、局部的交通,而不是一条贯通东西的大道。根据史料的记载,公元前60年,西汉就在今天的新疆和中亚这一带大概200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地方设置了西域都护府,这是新疆归属于中国的第一个标志。但我们还要注意到,尽管西汉拥有了这个地方的主权,但是并没有像在内地一样,建立郡、县等常规性的行政管辖制度。原因是从中原到那里的交通线太长,行政成本太高。比如汉朝派个官员到今天新疆的焉耆(西域都护府常设地),路途遥远,而且当时没有任何信息传播的手段,等到大事报回来,可能事情早就过去了。所以,西汉只能实行一种监护式的统治。那么大地方,汉朝在那里只派几千个士兵和一批官员。

新疆特殊的地理条件,没有办法实行像内地那样层级很明显的行政管理。当时西域有36国,后来有50~60国。为什么会分那么多国?因为很多地方都是一个个完全不相联系的绿洲。绿洲有大有小,大的可能住几万人,小的只有一两百人。西域最大的国“乌孙”有30万人口,最小的国只有100多人。各国之间的距离非常远,中间全是无人区。只能采取这样一种很松散的统治方式。这种统治方式,做得好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,但如果国力衰退,加上派去的官员无能,维护西域稳定的局面就难以为继。西汉末年,王莽篡汉,西域都护府撤销。东汉建立后,平定了内部割据势力,稳定以后又建立西域都护府,但更换了名字。东汉两百年内,西域都护府或西域长史府三通三绝,东汉之后,也是断断续续。

如果汉朝能够控制住西域,那么这条路线是畅通。比如说北魏,统一了北方后,又从平城迁都洛阳,一直控制着西域,所以外贸很发达,来自大秦国的商人可以带着大批货物到这里来。但是,如果战乱重起,那么不仅洛阳衰弱,这条路沿途都衰弱了,或者根本就不通了。到了唐朝初年,唐朝控制了中亚。当时唐朝在中亚这一带有一个行政军事中心,就是碎叶城。这是唐朝当时在西域一个很重要的据点,相当于现在大军区的一个司令部常设点。唐朝安史之乱以后,唐朝的军队东撤去对付安禄山、史思明,造成西域空虚。最早,藏族的祖先吐蕃人扩张,占了今天新疆这一带,连河西走廊都占了。接下来,原来在蒙古高原的回鹘人西迁,迁到了塔里木河流域,回鹘人与当地民族结合以及吸收了其他人,形成了今天的维吾尔族。而吐蕃人又从新疆、河西走廊退出,形成了今天的藏族聚居区。以后阿拉伯东扩,把伊斯兰教传到新疆。这种情况下早就不存在从内地长安到中亚的丝绸之路了。

海运承载了主要贸易

到了九世纪,阿拉伯人通过海上,一直绕到广州、泉州、宁波、扬州。通过海上,运费便宜,且以前陆路只有丝绸值得长途贩运,到了海上开通,尽管我们还是用丝绸之路的名称,但实际上已经不是以丝绸为主了。中国的陶瓷产品,大多是走海路。海上运输的不但有丝绸,还有其他商品,例如,较粗的纺织品、工艺品、陶瓷、茶叶等。到了唐朝,陆上的丝绸之路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。到了宋朝,西面又产生了一个西夏,西面过不去了,海上交通已经比较发达,陆上还有什么必要过去呢?到了南宋,北方又有女真人的金朝,宋朝只到秦岭淮河。元朝时,交通比较发达,除了海上以外,陆上也通,毕竟大家都是在蒙古人统治下。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马可·波罗外,还有阿拉伯人伊本·白图泰等,都有记录留下来。从他们的记录中可以看到,他们进来的路线都是不同的。哪个地方方便,就从哪里进来,有的海上,有的陆上。这说明当时的人际交流以及当时的物资交流都很发达。元朝时已经多元了,不是传统意义的丝绸之路了。到了明朝,又倒退了。明朝中期只控制到嘉峪关,西面是吐鲁番和其他一些政权,出嘉峪关都要得到批准,一般商人根本无法出去,那时更多的是一种西部地区之间的贸易。

阿拉伯人对海上丝路的贡献

现在我们习惯于拿西方的海洋观来看海洋,这是错误的。西方历史学家、哲学家、地理学家都有这样的观念——海洋,代表着财富、希望、交流,人类离不开海洋。特别那些西方的哲学家,甚至马克思也受过这个影响,说不同的地理环境下,人可以形成不同的性格,海洋边上的人心胸开阔,目光远大,而内陆人一般狭隘保守。这话对不对呢?他们讲的海洋,主要是地中海,这个话不适合中国。早期我也不懂,我也认为这话是对的。这些年我经过深入研究得出结论,我们不能把西方特殊条件下形成的经验盲目用到中国、用到其他国家。因为地中海世界上只有一个,它非常特殊,基本上是个内海,海中还有非常多的岛屿、海湾,地理原因使古代在地中海的航行非常便利而且安全。更重要的是,地中海周围,古代的文明像群星璀璨,两河流域、巴比伦文明、埃及文明、罗马、希腊、亚细亚等等。沿着地中海航行,轻易就能接触到异质文明,多种文明在这里激荡交流。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比较相像——渤海湾。但很可惜,周边的朝鲜、日本与中国之间,航行条件可能和地中海差不多,距离也不太远,可是这里找不到异质文明。日本、朝鲜历史上都是学中国,他们总体水平都不如中国,唐朝时日本是全盘学习唐朝制度搬过去。这样一来,中国根本没有积极性。所以,海洋对中国的概念和地中海对欧洲、北非的概念完全不同。

中国的海洋观念,不像西方是很自然的。中国的观念,“四海之内”,海,就是边缘,出了海,就没有了。中国人到了海边,决不会像欧洲人一样,看到了希望,看到了未来,看到了财富,而是穷途末路,天涯海角。对古代中国人有吸引力的是长安,是洛阳,是内地政治经济发达的地方,而不是什么海边。大海对于古代中国只有渔盐之利,打鱼晒盐。到西汉末年,中国的航海其实已经很发达了,汉朝也比较重视航海,但以后却倒退了。为什么?因为没有用。另一方面,中国也不从海上受到威胁,要有威胁才有必要建海军。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只是倭寇,直到西班牙人、葡萄牙人、荷兰人航海过来。正因为这样,中国没有把海上看成自己的威胁,用不着过多地加强海防,另一方面,海洋也没有给中国带来像地中海所带来的这么一种利益。

正因为这样,海上丝绸之路也不是中国开辟或者掌握的。是谁建的呢?阿拉伯人。阿拉伯人考虑到贸易的利益,陆上已经不通,代价太大,而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曾经是世界一流。所以,他们就航海到了广州、泉州、宁波、扬州这些地方。唐朝后期,在广州的阿拉伯商人和家属已经有好几万,形成了他们的社区,被称为“番坊”。其中的社区负责人也是由其自己担任,称为“番长”,就类似我们的小区选个外国人做居委会主任。泉州的阿拉伯人,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他们留下来的公墓,墓碑上用阿拉伯文写着真主保佑,还有很多清真寺的遗迹。甚至南宋的时候,掌管泉州的海关和外贸的长官,即泉州市舶司的长官叫蒲寿庚。学者们研究后认为,他就是阿拉伯人的后裔。有没有中国人也到那里贸易呢?到现在没有发现一个。现在我们唯一知道的,是公元751年高仙芝带领几万唐朝军队进攻石国(即今天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),在那里突然遭遇阿拉伯阿巴斯王朝的军队。唐军彻底失败,几乎全部被俘虏。这批俘虏被送到巴格达。军队中有一批是跟着出去的造纸工匠,这些工匠被俘后把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阿拉伯,后来又传到欧洲。其中有一个人叫杜环,是部队的秘书,在阿拉伯巴格达一带待了九年以后,又坐阿拉伯的船回到唐朝。他写了他的经历,900多字。从这个记录中,我们才知道阿拉伯的情况。这是中国第一次有人正面描述阿拉伯和伊斯兰的情况。最近,在西安又发现了墓志铭,知道有一个太监曾经在唐朝后期被派出使阿拉伯,到了大食。但这些都不是正常的贸易。贸易还没有发现过。所以,不要以为唐朝时外贸发达,其实都是外国人来做贸易。唐朝和宋朝的官方只是收税,他们已经很满意了。南海有很多沉船,包括南海一号,但是我们一般不介绍这些是谁的船,据我所知,都是外国的船,都是外国人来买东西的,不是我们主动输出的。一直到近代,西班牙人、葡萄牙人、荷兰人到了菲律宾、中国的台湾、澎湖,到了沿海做贸易。这种情况下,中国官方都还没有直接进行外贸。最多是那些走私商人和得到恩准的民间商人在做贸易,不能和别人对我们的贸易相比。

历史上官方对外活动轻经济效益

怎么看郑和下西洋?这是不是我们今天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榜样呢?客观地讲,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是经济贸易,也不是建立殖民地,而是宣扬国威。明朝成立后,永乐皇帝觉得明朝建立了那么长时间,原来元朝时有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,现在还没来,要去告诉他们,明朝已经成立,而且很强大。还有一点是不能公开讲的,永乐皇帝朱棣是靠阴谋手段废了他的侄子才掌权的,他心里希望通过这样一些对外的宣传,吸引外国的朝贡,以加强他的政治合法性,说明他是正统,是真命天子,非但国内拥护,而且万国来朝,所以不惜工本让郑和去。一次不行,总共去了七次。郑和去西洋的标准动作是,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,船上放炮,召集当地的君主或头目,带民众聚集起来,然后他宣读诏书,宣布大明建立,大明对他们的优惠,鼓励或要求他们来称臣纳贡。如果你听从,就有赏赐,比如金银财宝丝绸。得到的回报是真的有人跟着来了,还带了一些土产回来,包括香料,还有一些珍稀动物,比如到非洲带回来一头长颈鹿。据说还有狮子、麒麟,实际估计也就是麋鹿之类。从此以后,明朝乃至清朝的皇宫内还养着象。没有发现郑和开辟一条航路或者与外国开展什么贸易。在近代梁启超第一个发现郑和下西洋的事迹,称他为伟人,称赞他的航海技术。明朝本身除民间写了三保太监下西洋的故事小说以外,明朝的大臣都是反对的。宣德皇帝有一次说要看郑和下西洋的资料,大臣慌了手脚,赶快回答称找不到了,居然把档案全部销毁。为什么?害怕皇帝看了,再来一次下西洋,但是国库已经没有银子了。比较一下,哥伦布航海,尽管他的船队与郑和不能比,时间也比郑和晚,但哥伦布回到西班牙时西班牙人倾城出动,欢迎民族英雄回来。大家都知道他给西班牙带来了真金白银,找到了新的航路,可以开拓殖民地。中国郑和下西洋没有这样做。另外,据上海交通大学杨猷院士多年的研究,郑和下西洋到过的所有地方,在他之前,阿拉伯人都到过了。这几年我也注意到这个事情,发现的确如此。郑和本人就是阿拉伯人的后代。他的家族是姓马的。他父亲一辈的人专门去过天方即麦加朝圣。明朝初年还有不少阿拉伯人留在明朝,所以明朝的资料明确记载,郑和下西洋时带有外国的水手。现在留下来的郑和的记录中,航海图里面用的概念是“针路”,这个概念就是阿拉伯人的概念;用的技术叫“牵星过洋”,也是阿拉伯人发明的,靠看星来定位。不要以为中国古代有指南针,指南针只能小范围用,真正在海里是没有用的。所以现在如果要建海上丝绸之路,不要以为中国已经有了很好的经验。我们需要开拓创新,好好学习。

我们以前海上包括陆上的活动,经常是只有政治目的,轻经济效益,所以没有办法长期维持。比如张骞通西域后,汉武帝为了夺取宝马攻打大宛,结果损失非常大。十几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。又比如我们对外界经常赏赐无度,使外界期望值越来越高,对国家造成财富的流失,国库空虚,官民都有怨言。这样的例子多得很。隋炀帝一方面在国内老是挖运河打朝鲜,穷奢极欲,另一方面又要向外国人夸耀,在洛阳大规模招待外国人,把丝绸挂在树上。人家看了奇怪,老百姓还没有衣服穿,怎么丝绸挂在树上?结果说天朝很富,丝绸有的是。招待外国人吃饭,说好不用付钱,我们历来是吃饭不要钱的。这样的开放谁支持呢?这样的情况历史上不止一次。

应吸取对民间贸易限制的教训

我们不主动经营外贸,主要利益都是由外方所得,而对民间贸易是一贯限制甚至禁止,或者课以重税,以致民间非走私就不能获利。比如明朝时中国白银缺少,银价不断上涨。西班牙人、葡萄牙人、荷兰人来了,他们有新大陆的银矿,有大批的白银,照理这个外贸对我们很有好处,但是明朝禁止,不让贸易。怎么办呢?福建人就武装走私,建立一个个的走私集团。明朝政府出兵镇压,他们就跑到海外建立基地,雇了日本人对抗,形成所谓倭寇。我们千万要吸取教训,要重视经济效益。

对于“一带一路”,大家都应该明确,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财富或者经验。必须创新,这样才能完成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,才能在未来发挥对中国、对世界的积极的作用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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